中国特色的城镇化模式需要反思

学者李长安最近发表文章指出，反思过去三十多年的城镇化道路，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着诸多矛盾和困难。而城镇化过程中积累的一些核心问题，已经到了非痛下决心必须解决不可的时候。具体来说，这些经验和教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国特色城镇化模式是由政府和市场共同推动的，但主要推动力则是政府。从发展模式上说，城镇化可以分为政府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两种。国外经验表明，发达国家的城镇化基本上都是由市场主导的发展进程，尽管市场失灵时，政府“有形的手”干预力度越来越大、干预的范围也越来越广，但其本质并未脱离市场主导的轨道。而在中国，政府的主导作用十分明显。一方面，各级政府通过各种各样的城镇化规划和政策、运用行政力量对城镇化进程进行干预，这就使得城镇化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和预设性特征。另一方面，政府在城镇化过程中直接进行干预。其中一个典型表现就是，政府充当土地一级开发主体，通过强制征地的方式进行城镇化开发，不少地方的农民被强迫“进城”、强制“上楼”。事实证明，政府主导的城镇化不能带来最优的城镇化效应；城镇化协同效应不高，住宅、土地等资源浪费严重；政府主导的城镇化模式在经济上获得的效应，明显比市场主导的城镇化要低。此外，政府主导的城镇化模式，也是导致我国投资结构失衡、地方债务负担沉重的根源之一，还容易导致腐败和激化社会矛盾，既损害了地方政府的形象，也给我国城镇化带来了先天的缺陷，不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要求。

其次，中国特色城镇化模式采取了人和土地两大要素非均衡发展的做法，使得中国的城镇化出现了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现象。城镇化最重要的是人和土地两大要素的城镇化。由于严格的户籍制度迟迟得不到松动，而土地则可以采取强征的方式获取，结果就出现了数以千万计的失地农民，即人还留在农村，但土地已被征入城镇。有关研究表明，我国人的城镇化落后于土地城镇化的问题十分突出。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的10年间，中国城镇用地规模平均扩展了50．2％，一些城市已经超过200％。城市用地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的比例，我国的数据为2．29:1，而国际上比较合理的数据是1．12:1。我国单位用地的平均产出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且近年来这种现象有增无减。国土部披露的数据表明，目前我国闲置的土地面积已经高达17万亩。而要素非均衡发展的城镇化模式，直接阻碍了我国城镇化的速度。从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大多只花了不到30年的时间，城市化率就基本上达到了70％左右的水平，而我国的城镇化进程截止到目前，才刚刚超过50％。受制于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滞后，不仅使得我国的城镇化率被大大高估，而且容易引发各种社会歧视和社会不公问题，拉大了社会阶层的差距，城市内部也形成了非户籍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的“二元”体制。

最后，中国特色城镇化模式强调的是优先发展小城镇、限制大城市发展，结果造成了小城镇缺乏活力、“大城市病”流行的后果。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我国就确定了“大力发展小城镇、合理发展中等城市、限制发展大城市”的城镇发展思路。从国内流行的“城镇化”和国外普遍采用的“城市化”这两个词的区别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其中的差异性来。不过，这种行政思维主导的发展模式并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我们不能以出现“大城市病”就否定大城市为龙头的城镇化发展目标，事实上，中国的大城市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目前我国人口超过千万的城市仅有13个，而且这个统计包括了大量的农村户籍人口和非主城区人口。以重庆市为例，重庆的总人口号称近3000万，但主城区人口尚不到1000万。相比之下，日本东京的人口有1300万，占到全国人口的10％。由于中国大城市供给不足，“大城市病”就显得格外严重。与供不应求的大城市相比，县镇一级的城镇明显吸引力不足。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流动人口监测报告显示，在全部的2．6亿农民工中，留在本地打工的农民工不到1亿，不及全部数量的40％。另外，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大力推进，新一波的县改市浪潮再次兴起，据媒体报道，目前至少有138个县提出了县改市的要求。

【点评】从世界经济发展历史来看，实现城镇化是绝大多数国家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从落后经济走向发达经济的必经之路。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大背景下，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城镇化道路不可避免地带有强烈的“中国特色”特征。因此，我们必须认真总结中国特色城镇化模式的经验教训，以国家前不久出台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为指导，充分发挥市场在城镇化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坚持以人的城镇化为中心，加快社会融合的步伐；加快土地制度改革的步伐，增强农民转变为市民的动力和推力。这就需要各方面群策群力，为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城镇化模式、加快城镇化进程而共同努力。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