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监察机关借人民诉状反腐制度
宋人王安石说：“许风闻言事者，不问其言所从来，又不责言之必实。若他人言不实，即得诬告及上书诈不实之罪；谏官、御吏则虽失实，亦不加罪，此是许风闻言事。”《文献通考》云：“故御史为风霜之任，弹纠不法，百僚震恐；官之雄峻，莫之比焉。旧制，但闻风弹事，提纲而已。”这就是说，对风闻传说中的官吏违法行为，在真相未明或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也可以上奏弹劾。弹者不必署名，即使弹劾有误，也不负任何责任。这种弹劾中的所谓信息来源，即所谓“风闻”，主要是街谈巷议、舆论、民谣、谣言、话本、戏曲、匿名文书之类。除此之外，有一个重要的来源，就是从人民的诉状中发现线索。在接到人民诉状后，虽然要依法将诉状转给应当受理的衙门，但可以将其中所反映的官吏贪污渎职的事实记录下来，作为“风闻访知”的事实，向朝廷举劾。
这种“风闻奏事”制度很早就已经开始形成。“旧例，御史台不受诉讼。有通词状者，立于台门候御史，御史竞往门外收采。如可弹者，略其姓名，皆云风闻访知。”这一制度，有人列于汉代的监察制度中，但宋人认为：“御史许风闻论事，相承有此言，而不究所以来。以予考之，盖自晋宋以下。”据梁武帝天监元年诏：“今端右（即御史）可以风闻奏事，依（晋）元熙旧制”，可知至少在东晋末年即有这种“风闻奏事”的监察制度，南朝梁时继承了东晋的这种制度。在北朝亦有此制，北魏孝明帝时宗室元澄曾言：“御史之体，风闻是司。”北魏孝庄帝时御史高道穆曾言：“窃见御史出使，悉受风闻。”说明北朝时期亦有这样的制度。按照这一制度，御史台虽不得受理一般诉讼词状，但是可以接收词状后转给相关衙门审理。在转出的同时，如果发现“有可采者”，即有官吏残暴、贪污、渎职的情节，就可以略去原告状人姓名（亦即不标明消息来源），只称是“风闻访知”的消息，向朝廷奏劾。
这一制度，唐代以后时兴时废。在唐代，“御史台无受词讼之例。有词状在门，御史采有可弹者，即略其姓名，皆云‘风闻访知’。至开元十四年，始定受事御史知一日劾状，谨题告事人名”。这就是说，按照唐代的制度，刚开始也是御史采取“有可弹（劾）者”进行弹劾，象汉代一样略去原告事者的姓名。但后来逐渐确定了每个御史值班一天接受词状的体制；御史们“旁采”诉状中涉及的官吏不法事实时，开始注明原告事人的姓名。虽然仍然叫做“风闻访知”，但强调消息来源。这是一个变化，被认为实际上废除了“风闻奏事”。这主要是因为武则天时期这一制度被过分滥用，致使人人自危。“武后以法制群下，谏官、御史得以风闻言事，自御史大夫至监察得互相弹奏，率以险波相倾覆”。
在唐代开元后、明代和清代的大部分时间，“风闻奏事”基本上是被禁止的。在这些朝代，法律一般规定御史纠劾必须标明年月，指陈实迹，不许虚文泛言。清顺治帝甚至对科道官明确提出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实”)的八字原则。但是这并不妨碍监察机关旁借人民诉状的线索，通过转达人民诉状发现官吏违法犯罪的事实，然后注明消息来源，直接向朝廷举劾相关不法官吏。这一制度的实施结果，实际上使监察官员更早介入人民权益救济事件的过程，客观上帮助了人民权益救济目标的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