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马克思，重新认识近代史

书名：《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

    作者：韩毓海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4年3月第一版

    文/郑渝川

    2013年6月，日本知名历史学家、京都大学教授杉山正明所著的《忽必烈的挑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被引进到我国内地出版。这本书提出了一个对于许多中国读者来说，显得石破天惊的观点：蒙古帝国在中国历史、亚洲和世界历史上的作用被低估了。杉山正明援引大量史实指出，蒙古帝国是一个推崇重商主义和贸易，重视技术发明、创新及其应用，包容各种族各种宗教信仰，以能力至上的帝国。《忽必烈的挑战》一书还提到，为蒙古（元朝）皇帝、王公打理财政，在欧亚大陆建起了大范围跨区域贸易和货币流通体系并行使掌管职责的，多是来自中西亚的商人，而这些人都是穆斯林。

    我们还不妨提到另外一本书，《智慧宫：阿拉伯人如何改变了西方文明》（新星出版社2013年5月出版）。美国学者乔纳森•莱昂斯指出，在古罗马、古希腊文明遭遇多轮蛮族侵袭后，在欧洲蒙昧的中世纪，是阿拉伯文明翻译、保存并进一步创新发展了科学和哲学成果，并再度传播到欧洲大陆，为西方文明的觉醒和再崛起创造了条件。而在贸易领域，阿拉伯人更是串联起了亚非拉三大洲，构建了和平状态下、雏形化的贸易全球化体系。

    欧洲中世纪时期的穆斯林商人，而不是后来的意大利人、荷兰人、英国人，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国际信用体系。伊斯兰文明本质上是开放、包容、进取、崇尚和平的文明，发育出了较为成熟的商品和财富的证券化体系，尊重私人产权，激励技术革新，甚至连带创造了几百年之后将在亚当·斯密《国富论》中“重现”的“小政府”主张——伊斯兰文明的悲剧正在于此，他们发明并成功实验的经济主张创造了可观财富，却没有因此构建起足够强大的军事力量，因而在西欧海盗国家崛起之后被迅速击溃并陷入殖民化控制。而那些经济主张则在西方文明史、经济学理论中，摇身一变为欧洲人的发明，后者还对伊斯兰文明给予了妖魔化的描绘。

    西欧海盗国家之所以能够打败经济实力更强的伊斯兰文明，将其整合进新的经济和贸易全球化体系，很重要的因素在于突破了伊斯兰文明对债务、利息等现代金融业赖以发展的根基的限制，以战争国债制度将国王和贵族、新兴资产阶级、金融家和海盗武装力量糅合在了一起。这种崭新的发明带来了空前的侵略性，而不是某些经济史版本有意将之混淆的企业家精神、冒险家精神——冒险家精神在穆斯林商人活跃于亚非拉几大洲的时期，早就表现得很突出。

    亚当·斯密《国富论》一书相当完整的继承了中世纪伊斯兰商业文明成果，其对应的其实也是和平状态下的贸易和产业分工，并以金融业安心扮演经济和政治体系中的配角为前提。如果不存在地缘政治，世界上没有侵略和扩张，金融始终不从实业经济中脱离出来，穆斯林商人和斯密所提出的小政府等主张可谓精妙无双，人们也就只需探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样一个简单的议题。

    问题恰恰就在于，上述前提无法始终存在并维系，欧洲大陆自中世纪后，一直陷于城邦国家之间的混战，国王、军阀、贵族以征税权等为抵押向私人银行家借贷，成为了一条可行的富国强兵策略。战争国债制度、银行券及相关的财政税收制度被一一发明出来，极大的提高了欧洲国家的战争能力，也造就了以著名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为代表的跨国银行家家族。议会民主、代议制等民主政治制度成果，也都是政府融资、国家举债的副产品。解读近代欧洲史和世界史的关键词，其实就是“信用”、“债务”和“金融”。

    现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产生，是以跨国金融体系为前提所建立的。伊斯兰文明和古代中华文明都错过了这个前提，因此才在资本主义萌芽其他要素全都具备的情况下无法完成惊人一跃。这个结论，出于卡尔·马克思。马克思对货币经济、信用和金融的理解远远超前于他所在的时代，2008年美国次贷风暴掀起了全球金融危机，西方国家重新掀起了“马克思热”，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对马克思论说的前瞻性的认同。更多人之所以形成对马克思论说的误解，对马克思的印象停留于阶级斗争理论，按照北京大学教授韩毓海的说法，“真理一向命运不佳，这是因为从没有现成的、已经准备好的耳朵聆听它的声音”。

    韩毓海教授是在花费多年时间研读马克思论说的原文（《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后，重新认识了马克思及其对信用、金融、货币问题的重要观点。他将这番重新发现整理为《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并由中信出版社出版。韩毓海在《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书中强调指出，整部近代史可以提炼为“债务驱动的暴力”。实际上，这与哈佛大学教授、著名金融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多部著作中的观点是一致的。如果偏离了这一点，对金融这一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核心问题避而不谈，将近代历史进程仅仅聚焦于所谓市场是否开放、贸易是否通达两个次要问题，就无法解释商业文明形态高度发达的伊斯兰古代文明以及中国宋朝走向衰亡等历史问题。

    西欧海盗国家编制的经济和贸易全球化体系，比起伊斯兰古代文明的版本有了很大进步，背后的推动力在于世界货币的产生。也由此不能不谈臭名昭著的贩奴史。黑人奴隶从非洲被贩卖到拉美，是以极端方式体现劳动力、人口的货币化。这种货币化还能带来美洲殖民地的生产发展，培育新市场——西欧海盗国家正是基于此驱动了工业革命，而在此之前同样利用暴力殖民扩张攫取惊人财富，却仅仅满足于囤积和消耗货币财富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就不可避免走向了衰落。韩毓海清晰的梳理了这段历史，并重申了马克思对商品价值在于金融价值的判断。

    韩毓海在书中还指出，马克思反对并批判的是“万物资本化”的“资本主义”，而不是“资本”，更不是“市场”。马克思有预见性的意识到了金融业在不受约束的情况下，将对实体经济和社会产生的排斥效应，并最终通过对人的货币化产生全面异化效应，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提出实现劳工联合。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对拿破仑三世窃取1848年革命成果，建立起银行家操控的统治体系进行了深刻批判，更是清楚的揭露了金融业从包括实业企业家阶层在内的社会各阶级吸取资源，从而让整个国家、全民陷入负债困境的操作模式。美国等西方国家近年来陷入的发展危机，归根结底就在于步了拿破仑三世法国的后尘。